“宋庄”，可能会消失。每一次，这个北京通州区小镇的安然状态被打破后，身处其中的画家们总会这样悲观慨叹。它正面临画家村形成2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拆迁。自去年年底开始，多栋民间投资的艺术大楼被推平。从几年前与农民的房地官司、行为艺术家被驱逐事件到自发的艺术节被政府接手，艺术家们对于宋庄在文化意义上的消亡感到日甚一日的担忧。

　　

　　如果说，宋庄的“大人物”感受到的是表达障碍，那么“小人物”则为生存所困顿。去年7月，有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所举办的独立电影学校被封；2014年初，发生了青年画家砍手自残事件，底层艺术家群体的生存状况堪忧。从最初的“朋友圈”到如今的文创产业园区，宋庄的艺术生态被商业化、地产化改变，艺术家深感“已经跟不上了”。

　　

　　梦想与生存

　　

　　画家唐城好几个月都不会去小堡村。那里是宋庄艺术区的中心地带，商铺与画廊林立，工作室和美术馆云集。宋庄，早已不是他初来的样子，这些年来，声名逐渐走向国际的村庄已经成为投资和发展商业的热土，艺术领域也从油画延展到了国画、雕塑、装饰、行为、文学、诗歌、音乐、影视等等。而坚持原创艺术和自由生活方式的油画家们则越搬越远，从小堡村向周边的其他村庄转移，以此对抗世事变迁。离小堡村不远的北寺村，就成了处在底层的画家们最好的选择之一。

　　

　　1999年，唐城来到宋庄。如同今天留守的众多年轻画家一样，他既不是学院派，也没有名气。那时的荒芜宋庄，也不过是早期在圆明园被驱散的画家们寻找到的新栖息地。上世纪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85美术思潮”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初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画家开始脱离体制选择“北漂”，寻求创作的自由探索和独立表达，邻近高校的文化氛围、远离市区但又不完全脱离城市生活的圆明园成了他们的桃花源，当代艺术“F4”中的方力钧、岳敏君也曾跻身当时被官方称为“盲流艺术家”的群体。1995年，圆明园画家被驱散后，有人便转移到宋庄，自此，宋庄这个处在北京地理边缘的小镇便从呼朋引伴式的聚集成为同道者的向往之地，最终发展到今天近万名艺术家的规模。

　　

　　1993年，从山西来到北京的时候，唐城还只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15岁中学毕业后，他便不再读书，在家里待了几年后，他决定离开没有同伴、深感孤独的家乡。酷爱油画，自学临摹达芬奇，在山西临汾小城显得不合时宜。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他骑着自行车从山西南部出发，穿越全省，过了张家口，从八达岭进入北京。与今天“北漂”的底层画家一样，他首先要面临生存考验。在三里屯的街头画像，每张可以挣到30~50元，给中央美院的雕塑老师做临时助手，也能换得一些收入。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20年过去了，唐城依然拒绝用“行画”(完全商业化的画作)来养活自己，他的画作偶尔才能卖出去几张，生存的保障是替人做雕塑和壁画。“做雕塑就像盖房子一样，只不过扮演工人的角色，用技术去完成别人的想法。”他说，画画是自己最后的净土。

　　

　　拒绝流行性，排斥市场化，生存永远处于不稳定状态。对于每一个来到宋庄寻梦的画家们来说，这是一条已经铺设好的轨道，是否选择坚持，决定了未来的分叉。而后期加入宋庄的人，代价必定要高昂得多，他们面临的已经是一个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地产化席卷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绘画艺术也已经退守到了视觉表达的边缘位置。

　　

　　与年轻画家们的处境相比，唐城已经算是幸运。来宋庄不久，他就用父母资助的钱买下了一所民房，不到3万元。而现在，这个价格只够一年的房租。尽管不合法交易的风险时时存在，至少为他的坚守多了一重心理保障。更多年轻的画家们则是租住廉价的“公寓”—由一排排民房隔出的小屋。三四百块的房租、20平方米的创作空间，简易厨具搭在房间外面。在整个底层社会群体中，他们是年轻的“蚁族”，在宋庄的画家层级分布中，他们是塔底的默默无闻者。纠结于自我世界与艺术商品化之间、远离群体生活的幽闭创作以及无法得到认同的压抑感让他们显得格外脆弱。

　　

　　2014年年初，一名青年画家将自己的手砍伤后，去药店买安眠药意图自杀，药店报警后，被送往医院救治。据相关媒体报道，研究生毕业后，这名画家曾到一所大学工作，2013年辞职后，来到宋庄当自由艺术家。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到一个画家的工作室当画工。事发之前，因为绘画技法的探讨产生冲突，工作室的画家将他辞退。

　　

　　而在宋庄人的眼里，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不会感到奇怪了。打架、斗殴、自杀，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总要为苦闷的情绪找到出口。“附近的大兴庄也曾经发生过画家在出租屋里死去好几天才被发现的事情。”宋庄艺术促进会的干事黄维扬说。

　　

　　成名的机会渺茫，选择宋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要在穷困中煎熬。但这片场域仍然吸引着慕名而来的人们，这当中不仅仅是年轻人。冯藏予已经50多岁了。2007年来到宋庄之前，他是辽宁抚顺的农民，做古玩生意。“我的画应该属于原生态，完全是从零开始。”

　　

　　冯藏予说，在家乡，连想都不敢想可以画画。而宋庄，不分外行和内行。尽管在这个画家云集之地，他的作品也并不能得到多少认可，但至少可以拿起画笔，重拾儿时的梦想。刚来时，他在小堡村租房，租金高涨后，不得不搬离，住到了贫穷画家聚集的北寺村。

　　

　　每完成一幅画，冯藏予都要让他的妻子做第一个鉴赏者。事实上，“画出来了不看也得看”。妻子说好的，他就嫌弃地撕掉；要是摇头否定，他就觉得不错。在他看来，妻子的眼光代表了大众审美。尽管她用做保洁员的打工收入维持着家庭生计，在审美这一点上，冯藏予并不客气。他很直接地批评：“那些待在画廊里的就是卖艺。”

　　

　　现实与价值

　　

　　画家们都用“江湖”来形容宋庄。意指如今的宋庄已经堕落为各色人等登台表演的名利场。成为当代艺术的“地标”之后，拍卖行、经纪人、古玩倒卖商纷纷趋利而往。“留着长胡子的、穿道袍的都来了，他们应该去琉璃厂才对。”宋庄艺术促进会艺术总监王强开玩笑道，国画都进来了，宋庄还能保持当代艺术土壤的纯粹吗？

　　

　　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曾经构想过的宋庄模式，是以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为基础，衍生出学术、商业和生活配套，在这个生态结构上，有学术交流的平台，包括非营利性的美术馆、公共图书馆、书店和画廊。

　　

　　而现实似乎离这一构想越来越远。画家们的理念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圈子。除了坚持纯艺术创作的画家，在宋庄建工作室并且经营自己而并不融入其中的画家渐成主流。小堡村的画廊里，油画和国画共聚一处，一边创作，一边随时招呼上门的买家。工作间既是画室，也是门市。冯藏予所指的卖艺者，便是这群人。

　　

　　而在他们自己看来，只不过是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既不搞纯艺术，也不完全商品化。“走纯艺术路线的要么就是像方力钧这样的顶尖画家，要么就是模仿他们但并不成功的潦倒者。而我是在两极中找一个契合点，既要自己喜欢，又要大众接受。”油画家高飞说。2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年租近2万元，全家都在北京生活，他必须做一个职业画家。

　　

　　1996年，内蒙古美术学院毕业后，高飞来到北京，在一家艺术公司做画工。“当时，第一批去那个公司的都是美院的精英，画画给的钱太少，他们就感到比较受侮辱。我刚毕业，觉得能接受。”高飞说，很早以前，他就已经向商品化妥协。公司倒闭后，他便在宋庄建立了工作室，画风也从用于出口的欧洲题材转向了面向国内需求的河套地区乡村题材。

　　

　　当画画成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像高飞这样的画家们更愿意从市场环境变化的角度解读宋庄沉浮。“方力钧、岳敏君这些搞政治波普的人能够成功，是因为西方社会更愿意关注中国体制下的艺术表达。”高飞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代油画的主要买家和藏家淡出中国。依赖于国外机构的当代艺术开始滑向一个相对暗淡期。从2008年下半年起，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内外各个拍卖会上表现不佳，经常出现流标。即使是“F4”方力钧、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等人的作品也未能幸免。而此前一年的纽约苏富比秋拍，方力钧的作品《98.10.1》曾拍出折合人民币1423万元的天价。

　　

　　这让“中间状态”的画家们更加确认自己选择的正确。“纯艺术无非就是政治。”高飞说，他也曾经考虑过走这个路数，但是“既没有人资助，也没有背景，想想还是算了。反叛和醒悟我做不到，那就得苟且活着”。他对自己的选择很坦然。

　　

　　而油画家薛平对于市场有着自己的体悟。熟识的画家里，有人来了3年，但是没有卖出去一幅画，以前做生意的积蓄已经亏空，不得不准备离开；也有人从画画转到行为艺术，跟在几个大腕后面混，来了北京十多年，没有回过家，房子也租不起，只能到处蹭住。“刚来的时候，我也不懂市场，后来逐渐找到规律，太俗或者太雅都不好卖。什么卖得好，我就多画几幅。”薛平说，前几年国画的市场比较好，打击腐败之后，雅贿之风也开始沉寂。“国画现在也不行了。”

　　

　　市场，是这部分自认处于“中间状态”者最现实的考量。与追求个人表达和先锋性的前卫艺术家不同，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的荣辱和在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的分量，也不似最底层的画家们为沉重的生活压力所伤。“宋庄”，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情结和精神家园，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而年轻人似乎也不得不在分化的群体中站队。牛琛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负责人，主营民间书画，挣到的钱做青年艺术家开发，希望能够将艺术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这样的尝试也偶有成功。他曾经促成了一桩生意，把几个青年画家的作品卖到了一家食肆“海底捞”，5000元一幅，价格并不算太低。“人家的画是进美术馆，我们是进海底捞。”牛琛自嘲道。不过，他仍然认为这是一条提高年轻画家成活概率的道路。“宋庄的核心资产在于这些无产者，他们觉得自己有价值才能留下来。”牛琛对《南风窗》记者说。